广州"百亿村官"天河区冼村卢穗耕外逃 后台系曹鉴燎

洗牌 卢穗耕外逃后，冼村的治理结构仍没有变化

　　现在4年过去，同意拆迁的村民有家无法回，只能到黄村等地租房居住，也是怨声载道。打破拆迁僵局，让村民重建家园，成了冼村的难题。

　　通过维权，村民向国土部门、城建规划、档案馆申请信息公开，逐步了解了冼村部分土地信息，看到了“不平等”的合同：有一份合同中，冼村出地，合作开发的物业，冼村享有的利益只占到三成。“盖楼都是地值钱嘛！”这被村民认为利益被卢及其同盟者侵吞了。

　　这些合同，被村民认为是非法的合同，要重新签订合同，收回冼村的利益。村民的根据是广东省的文件。

　　按照《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中的第九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成员大会。凡涉及成员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提交成员大会讨论决定。

　　“卢穗耕谈的这些合同，都没有经过全体村民同意，所以是非法的。”冼村部分村民认为。

　　拆迁要继续，利益要收回，要化解这些矛盾，冼村自治成了新的选择。但现在的难题是，在《村民组织法》实施3年后，主政天河区的曹鉴燎，通过一些手段，把类似冼村这样的城中村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变更，自治现在也是困难重重。

　　2001年，天河区出台《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基本规定》，第七条“股东代表大会是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与广东省出台的文件中的第九条相悖。

　　正是根据天河区的文件，在卢穗耕时代，冼村只有56个股东代表，其中只有大约10人与卢没有亲友关系，掌控这56人，就可以做出重大决定。

　　到卢外逃后，冼村的治理结构仍然没有变化，只是股东代表增加到了88人，但由88个人决定全村事务，已经脱离了村民自治的轨道。

　　现在，冼村的村民继续上访，希望按照《公司法》规定直选冼村村公司董事会。而卢穗耕外逃后，88个股东代表选出的董事会，村民们也要求撤销，因为不是直选出来的。

　　村民信访的结果，是层层被否决，现在到了广州市，信访结果还没下来，“如果继续被驳回，我们就要到法院起诉。”冼耀均告诉记者。

　　冼村政治治理结构上的矛盾，使得村民无从信任现有的村官，合作也就无从谈起，拆迁僵局也无法打破。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开始闪烁时，千疮百孔的冼村，则恍若一片黑洞。留守的村民在废墟里穿梭，同意拆迁的则有家难归，哪天是个头，谁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