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嘱咐：“有些人不能重用”
我们只要把大是大非弄清楚了，有些小是小非一件一件弄清楚不可能也不必要，有些事，不宜多谈。他也说到有些人不能重用，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风派，溜（溜须拍马）派，看风使舵、找靠山的人，不能重用。对搞帮派、打砸抢的人，要警惕教育，不能轻易信任。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于光远，原题：《1978年邓小平嘱咐：“有些人不能重用”》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是三中全会的七倍，的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理解，何以五天的全会能开得那样成功。
邓小平无疑是会议的核心和灵魂。他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绩，遏制并纠正了错误的倾向。
对“文革”等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邓小平还为此专门找许世友等九人谈“过关”问题、大局问题。
邓小平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实际确立于此时。
邓小平和外国人的两次谈话
1978年11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北京市委林乎加、贾庭三和团中央韩英、胡启立汇报并做了指示后，邓小平26日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同日晚日本时事社就自东京发出电讯，美联、法新、合众、路透四大西方通讯社当天根据日本通讯社的消息做了转播。邓小平11月27日又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回答了诺瓦克提出的一些问题。
小平同志接见日本人的谈话，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在28日就印发给会议的出席者；刊载与诺瓦克谈话的外交部新闻司27日编印的《外国记者情况简报》，会议秘书组也发给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在这个时候（未记准时间）常委听各组召集人的汇报，有一位常委问邓，他同日本客人讲的那十九条，可否向干部传达，按照这个精神对群众工作。邓小平回答说：“那个谈话，（日本记者）概括得基本正确。”华国锋做出决定：邓小平同志与日本人谈话可以传达给下面。常委听汇报的会上这些讲话就传达到各分组。邓小平与外宾的谈话，主要内容是讲“天安门事件”的。
在同诺瓦克的谈话中有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部分。在国内问题部分中讲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彭德怀重新评价问题”、“驳斥所谓权力之争”、“关于大字报和安定团结问题”。在第三个部分中邓小平说：
“可以告诉你（诺瓦克）一个背景材料。在确定中央领导成员时，有人要我当总理，我就首先表示反对。倒不是说我不可以当。当总理是累死人的工作。那时我已73岁，现在74岁了。搞不了啦。还是年轻一点的搞好，如华主席就比较适当。
“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错误的。最近，北京市委重新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批准。（如果没有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也没有宣布（重新评价）的权力。这不仅是党中央的意愿，而且是全党的一致愿望，是大家决定的。
“关于这个问题，党中央没有必要再做什么新的决定。毛泽东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既然‘天安门事件’过去的处理是错误的，就必须纠正。
“‘天安门事件’的背景是‘四人帮’捏造的。人民群众有疑问，那时候毛主席为什么批准了（当时党中央的决定）。群众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当时毛主席的病非常严重。虽然当时负责党中央工作的是华国锋主席（当时是副主席），但是，甚至连他也不能见到毛主席。只有‘四人帮’一伙能见到毛主席。当时，毛主席连话都说不清楚，处于不能判断或思考许多事情的状态。‘四人帮’利用这种情况，处理问题让人觉得好像是毛主席同意了。
“人民群众不知道这些情况，心里有疑问。因此，应当很好地说明这些情况。
“纠正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对此没有任何人表示异议。只不过是解决复杂的问题需要一定的过程，现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
“粉碎‘四人帮’后，要纠正的问题很多。不纠正这些，不仅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连维持现状也是困难的。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有信心。
“粉碎‘四人帮’，群众高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希望安定团结。
“党中央和地方领导，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没有安定团结，是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对‘四个现代化’全党百分之百赞成。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对安定团结，领导人百分之百赞成，全国百分之九十九赞成。这并不是表面现象。”
邓小平关于闭幕讲话稿起草的几次谈话
会议开了20多天，许多问题都已经提了出来。许多人已就这些问题做了发言。最后连中央人事和组织问题都提出来了，有的组还写了书面建议。中央工作会议到了该闭幕的时候了。闭幕会上，中央领导人当然要讲话。会议已经开过三次大会。除了第二次大会纪登奎做说明外，都只有华国锋一个人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就着手准备在大会上的讲话，而且找人起草。这一点是我以后很久才知道的，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并不知道。
闭幕会上，华国锋当然是要讲话的。除了他讲话之外，大家都认为邓小平和叶剑英一定会讲话，不可能不讲。
有一次听召集人汇报的常委会上，华国锋请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在闭幕会上讲话。这话传到西北组，组内同志认为“理应如此”。至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讲不讲话，没有人说；至于汪东兴，大家对他批评很多，在闭幕时不知道他准备怎样说，大家也在猜测。后来，在1978年12月13日闭幕会上讲话的有三个人：华国锋、邓小平和叶剑英，李先念没有讲，汪东兴则写了一个检讨性质的书面发言。
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的起草，我经历的事情、可以写的事情就多了。因为那个稿子是邓小平要我组织力量起草的，他对自己想怎么讲、讲些什么向我交代得很清楚。草稿写出来之后邓小平亲自定稿时，我也在场，也可以说参加了定稿的事情。
1997年《百年潮》的编辑韩钢到我家来约稿，我说到当初邓小平要我组织力量把他讲的想法写成稿子时给了我他亲笔写的三页提纲，而且把原件给韩钢看了。他说他和党史研究者都不知道有这个提纲，因而对他们来说是个“新发现”。
20多年来我一直珍藏这几页提纲，这本来只是为了纪念，并不想用它来说明什么。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稿起草的情况，邓小平当然知道得最清楚，胡耀邦比我了解得更全面。比如邓小平曾布置胡乔木起草这个讲话稿但没有用这件事，我是很晚很晚才知道的。在邓小平、胡耀邦在世时，关于这个讲话稿起草的情况，用不着我去回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对这件事，活着的人中，我成了接触最直接、了解情况最多的人了。
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胡耀邦找我谈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稿的事情。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
邓小平正是根据这个提纲同我们谈起草讲话稿的事情的。我一直以为除了这个提纲和邓小平讲话稿的正式文本外，我手边不再有其他有关材料。最近我在翻我自己的“故纸堆”时，竟又意外地找到了几份当年邓小平同我们谈起草讲话稿和修改讲话稿时的谈话记录，这使我能更多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况。由此我想到不要轻视“故纸堆”，“故纸堆”有时能解决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