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港”尘封的记忆 习仲勋：划块地方搞特区

　　故事的前传，还要回到1961年。

　　在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支持下，宝安县当时的县委书记李富林大胆推行了适当放宽边防管理的“三个五政策”：农民一个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带回5块钱的东西;可以带5斤重的物品。

　　但是，好景不长……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地而来，县委书记李富林被关进了监狱，“三个五政策”被指为“崇洋媚外”，再不许农民过河去做生意，连养几只鸡也要挨批斗。宝安县冷清了，农民又开始喝番薯糊糊，吃咸菜根根……

　　结果，外逃风又起来了。

　　有一个保守的数字，1962年宝安县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数是12144人，1978年宝安县逃跑到香港去的人数是17456人。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心里知道，报上来的这个数字还远不是实情，有一个统计数字可以作参考：宝安县有30万人，而在香港的宝安籍人呢，也近30万，哪来的呀!

　　他也想尽了办法做思想工作。县委干部，轮流下乡，同农民一起在田里劳动，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床。苦口婆心，劝了又劝;新旧社会，比了又比。工作不可谓不细致、不深人。

　　反偷渡的晚会开得多热火!那些粤剧团、文艺小分队编的《×××饿死香港街头》、《×××大义灭亲》等节目何等精彩!那些年轻媳妇上台发言，要召回逃过河去的丈夫的场面，何等感人!还有夫妻上台、老幼上台表决心：“永跟共产党”、“十二级台风刮来都不走”……誓词何等坚决!

　　然而，最后他们都还是走了，摸着月黑风高的夜晚走了。在那一刻，他们再也记不得“党的恩情”，再也不记得干部如何同他们睡在一个床头，吃的一锅饭;再也记不得工作队是怎么苦口婆心地留他们;再也记不得他们曾经双泪横流立下的誓言!

　　方苞最忘不了的是松岗公社东方大队的那个支部书记，他永远记着他的名字：文治祥。那是个祖孙三代的贫农啊，苦大仇深的土改、社教根子，人又老实又善良。他们队还是全县反偷渡的典型队呢!但是就连文治祥，后来也背着他逃港，终于被公安部门抓起来了。

　　过去一直说，“偷渡”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煽动”的，那为什么不但“阶级敌人”跑，贫下中农也跑，我们的党员干部也跑?不是别人煽动，是我们自己要跑嘛!是生活的差距，在拉动群众往香港跑嘛!

　　正当方苞和他的助手们苦苦思索，找不到出路时，邓小平来了，到了广州!

　　1977年11月11日，主管广东省经济的王全国突然接到紧急电话：“速来南湖宾馆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临行时带好有关材料。”汇报会很快开始，王全国谈到在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但问题依然不少，“边防宝安一带，偷渡外流严重。”

　　“据汇报上来的数字是——”王全国翻着材料，“十九万四千二百七十四人。”

　　邓小平不说话，他听着，静静地抽着烟。

　　“老百姓也有说法，”当时的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插话对邓小平说，“他们说生活太苦，河那边经济发达，两地差距太大了，所以很难留住人。”

　　“我们加派了部队，”韦国清接着说，“我们加派了部队，也没解决问题。”

　　半晌，邓小平掸了一下烟灰：“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过半刻，他又说：“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习仲勋与大队书记的辩论

　　新的政策没有来，新的省委书记倒是真来了。他就是曾被打成“反党分子”，刚刚平反的国务院原副总理习仲勋。

　　习仲勋一上任，就提出去宝安县：“就方苞你领我到你们最乱的农村去看，哪儿最乱去哪儿。”

　　方苞说：“我已经把那些逃港较严重的大队的支书都召集起来了，现在正在办学习班呢，习书记要不要去看看?”

　　“他们的意见很右的啊，首长，”方苞似乎有点担心，“就担心冲撞了你。”

　　“哎，你这就说错了。共产党员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嘛，听不进反面意见的人，再英明都会犯错误。”习仲勋说。

　　一进“教室”，习仲勋就感觉情况有些异样：省委书记来了，没有掌声，一些人连身子都不转过来。这批脸庞黑红黑红，一看就知道是旧社会受过苦的人，怎么对“共产党”的感情就这么“淡”呢?

　　“大家放松，我也是受过迫害的。我很清楚，平时大家讲的很多话都是虚的、假的、吹的!我这次来，就是想听你们说实话，说错了不怪你们。你们给我说实话，逃港到底有没有办法治呀?”习仲勋说。

　　这时，屋角上传来个闷声闷气的声音：

　　“我看，不要治，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别人做什么呀?”

　　“香港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去呢?”习仲勋和蔼地问，“政策也不允许的嘛!”

　　“宪法不是说居住自由的吗?”老头突然蹦出一句，“是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呀。”

　　省委书记显然没想到他会这样说，有点激动了。应该说，这位大队支书的话，很有“杀伤力”。

　　“你……怎么这样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啊，20年党龄。”硬邦邦地顶回来一句。

　　习仲勋早听说宝安人不怕官，没想到会这么不怕：“你什么成分?”他有点火了。

　　“我三代贫农，土改根子。”

　　“你征购任务完成了吗?”他再问，显然想挽回主动权。

　　“完成啦，我年年超产。”

　　方苞赶忙贴在省委书记耳朵边说：“习书记，他们大队生产上是个先进呢。”

　　“什么先进?”省委书记再也忍不住了，“这种书记还先进?你叫什么名字?”

　　“文富祥。”屋角上传来的声音坚定而平静。

　　半天，再冷冷地顶了一句：“宝安县福永公社凤凰大队，共产党员文富祥。”

　　这时，这位监牢中出来的省委书记反而没有发火了，他被这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所打动：英雄，真正的英雄!

　　文富祥把“喇叭筒”从嘴上摘下来，在脚下踩灭：“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所以我才对你讲这些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

　　习仲勋没再说话，这些话已经深深地打中了他。

　　20多年后，陈秉安在深圳迎宾馆见到了习仲勋。后来，陈秉安在书中回忆，习老说：“方苞曾经领我到边防去看过，好像还开了一个党员学习班，有个支部书记我印象很深……”

　　他说的那个“支书”，应该就是文富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