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之女宋彬彬道歉信原文 1500多字有删节

　　《我的道歉和感谢》

　　——宋彬彬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的武斗。二是，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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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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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而老师们的宽容体谅又让我常常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伤害的朱学西老师，曾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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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道歉信原文1500多字，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