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300万黑户现状 揭秘"黑户们"的真实生活（组图）
生活就是起诉、上诉
上访要不来户口，李鸿玉一家四口从1998年开始去法院起诉。
先告永外街道办事处计生办，再告永外派出所，然后是崇文区计生办，最后是崇文公安分局。先李鸿玉告，又以白秀玲的身份告，再以李雪的名义告。
李鸿玉还让两个女儿都自学法律。李雪还小时，由李彬写诉状；后来李彬在肯德基打工，又做了一份兼职，忙不过来，李雪便开始自己写诉状。
结果通常都是：一审，败诉；上诉，败诉；申诉，败诉。申请抗诉，驳回；申请再审，驳回。
16年间，除了诉讼的主体不同，官司的结果全都一样。每当接到败诉的消息，李鸿玉就坐在破旧平房外的院子里抽烟，一声不吭。两三块钱一包的红梅，他一根一根不间断地抽，直到把一整包烟抽完。
这时候，李雪总会走过去说：“爸，您别抽了，对肺不好。”
李鸿玉从嘴里吐出灰白色烟圈的同时不住地咳嗽。支气管感染的李鸿玉看着女儿，却不知该说什么。
李鸿玉总认为是自己的诉状没写好才输了官司。这时候，他就会训斥女儿，让她们好好看书，学习法律知识。“至少你得让他们挑不出毛病来。”
李鸿玉每天琢磨着李雪的事儿，有时候睡到半夜突然想起诉状要写的内容，他就赶紧把李雪叫起来，害怕没记下来，转眼就会忘了。
“人家的日常生活就是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我们家的日常生活就是起诉、上诉、找户口。”李雪说。
官司在一次次败诉，孩子却在一天天长大。李鸿玉夫妇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上访。他们跑遍了区、市、中央的公安部门、计生部门、政府信访办、法院、检察院、妇联和残联等十数个政府机关、单位和部门。
因为不停信访、打官司，他们一家成了“特别关照的对象”。“我们都被编了号。我爸是一号，我妈是二号，我姐是三号，我是四号。”李雪翻出一张“控制力量值班表”递给记者。
这张表格显示，被控制人为李鸿玉和白秀玲，2009年从10月1日到10月7日，在侯庄63号路口和民主北街93号口，每天早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各有3名民警值班。
“只要家里有人出门，外面就有人拿着对讲机喊，一号出去了；三号、四号出去了。”李雪说。
2004年，当时的崇文区计生办称，只要李鸿玉在一个月内补齐剩下的4950元罚款，李家就可以拿着收据去派出所上户口。但是李鸿玉拒绝了。“那孩子这些年的损失，谁来承担？我们受了这么多罪，不服这口气。”
多年的艰难，让李家为之付出太多。面对这难得的机会，李鸿玉的决定让很多人难以理解。
“这是一对不负责任的父母造成的。” 时任永外街道办事处宣传部长的韩光堃在201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当初公安部门确实是难为了他们，但是后来政府确实想帮他们，他却不接受，“提一些不可能的事”。比如补偿孩子没受教育的赔偿、请家教什么的。
按理说，李雪可以赶上人口普查“大赦”。因为每一次人口普查，国务院普查办都会下发通知，要求“对其中未申报户口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准予登记，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
“国务院普查办是这么规定，但大多数基层政府不会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等于计划生育政策就没有了，计划生育这方面还是要求交罚款。”著名人口学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曾公开表示。不少父母怕被“秋后算账”，依然不敢给孩子进行“户口登记”。只有福建省于2008年明确规定了超生婴儿无条件登记，到2010年5月，该省为历年累计下来的近50万“黑户”人口登记了户口。
北京市执行的则是放宽条件的登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北京市对经济困难的超生户进行照顾，可以先交一半的抚养费，剩下的分期缴纳。
而与政府的对立，又使李雪丧失了这两次户口登记“大赦”的机会。
2000年的那次人口普查，白秀玲依稀记得，有一个女普查员拿着几张表到家里，把李雪也登记了。但问到户口的事，女普查员说了一句“办户口找派出所去”，就走了。
等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祈盼“普查”的李鸿玉却没等来人口普查员。他就自己到居委会填了张表格，但居委会交没交上去，李鸿玉也不知道。
普查没能为李雪带来户口，普查也无法解决“黑户”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普查，“大赦”一批超生“黑户”；普查过后，又有一批超生“黑户”出生，等着下一次“大赦”。政策在政策之间的冲突中，陷入无解的死循环。
“黑户问题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的附加功能，”万海远说，只有让户籍登记与计生罚款分离，“黑户”问题才会失去生存的土壤。
“小雪，永远不要放弃”
可是，李鸿玉看不到“黑户”生存的土壤消失的那一天了。
由于先天性肌肉强直，李鸿玉经常全身僵硬、肌肉痉挛。犯病时，“全身像是被万条钢筋拉扯着，眼睛皱成一堆，手抽抽在一起，腮帮子深深陷进去。”
在李鸿玉去世的前两年，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病也越来越严重，经常在早晨痉挛。
2014年4月28日，李鸿玉以李雪为原告，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又一次起诉永外派出所。
那天早晨从家里出来时，李鸿玉只是走了几步路，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再加上先天性肌肉强直，他已经明显感觉到“身体不听使唤了。”可是，白秀玲得了脑血栓和高血压，每天得吃好几种药，腿脚也不便。最后，李鸿玉坚持和李雪一起去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
等他们坐地铁回到家里时，李鸿玉的身体就再也扛不住了。在住进医院的第二个星期，他开始呼吸不畅。两个多月后，2014年9月5日，李鸿玉呼吸衰竭。医院抢救过来后，李鸿玉成为植物人。
李雪知道父亲心里放不下什么，她会不时坐在床边，和父亲念叨诉状、官司的事情。有一回，李雪说着说着，悲从中来，不禁伏在床头哭了起来。“爸，你要赶快醒过来，你还要跟我去法院。”
当她抬起头来，准备擦拭眼睛时，李雪看到，父亲的眼角已满是泪水。
2014年11月6日，李鸿玉去世。在为女儿的户口上访19年，诉讼16年后，一个父亲最终还是没能为女儿找来户口。
“小雪，永远不要放弃”。李鸿玉再也不会抚摸着李雪的头，对她说出这句话了。
姐姐出嫁，父亲去世，妈妈也越来越走不动路了。可李雪还得继续寻找“自己”。
“我生活的全部就是我的户口”。现在，她每天花大量的时间自学法律，阅读法律条文，写诉状，跑法院和检察院。《户口登记条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社会抚养费管理征收条例》等涉及户口和计生的法律规定，她一条一条看，一条一条记。
在李雪开始独自寻找“户口”的这几年，中国延续多年低生育率导致劳动力规模的减少，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加严重等因素，已经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在不断松动。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在此背景下，自2013年底至今，宁夏、山东、江西南昌、湖北、广东等地陆续公开发文，重申计生与户籍脱钩，严禁为户籍登记设立任何前置程序。
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例行发布会上也称：将落户、入学、低保与父母落实计划生育情况挂钩，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符，应当坚决禁止。
与此同时，政府关于计划生育奖、惩、扶助等配套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之中。2014年，针对“失独群体”，国家卫计委等五部门规定，独生子女三级以上残疾或死亡，不再生育或收养子女，且女方年满49周岁的夫妻的特别扶助金的标准分别提高到：城镇每人每月270元、340元，农村每人每月150元、170元。
而李雪的官司仍在继续。2014年4月28日，她对永外派出所提起的诉讼，不被受理。上诉，被驳回。申诉，被驳回。2015年7月7日，她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申请提起抗诉。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就在上周，2015年10月29日，当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公报宣告，实行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终结时，李雪正在等待检察院是否提起抗诉的结果。
“我的‘黑户’问题，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在经历漫长的失望与等待后，李雪对重燃希望已经越来越谨慎。
现在，李雪常常回忆起家里的土坯房还未倒塌、姐姐还未出嫁、爸爸还未去世时候的光景。
那时，在那个“墙壁满是裂纹，屋顶开始下沉，动不动就往下掉土、随时都有可能塌掉”的土坯房里，一家人还在一起，自己和姐姐帮着妈妈做饭，爸爸坐在门前抽烟。
“简简单单的。”唯有家人的陪伴和亲情的温馨，才能让这个从懂事以来就为户口而忧心的姑娘，忘记片刻自己没有户口这件事。
寻到那个存在于身份证卡片上的“李雪”，李雪还需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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