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园”到“南安梅元”

　　从“清华园”到“南安梅元”

　　一名博士选调生的三重成长印记

　　省法院挂职干部 毕琳

　　根据组织安排，我从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后，于2023年11月，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选调生身份赴南安市基层锻炼——首年挂职南安法院，次年任梅元村党委书记助理。

　　从京城学府至闽南侨乡，从法学典籍至田埂阡陌，从省院恢弘至基层纷繁，这七百余日的行路，是我从“象牙塔”扎进“泥土地”、从“法典条文”触摸“人间烟火”、从“省院视角”俯身“村庭小事”的蜕变之旅。现实境遇的转换，终化作内心的丰饶：曾经的书生意气，渐次沉淀为扎根大地的力量；昔日的理论自信，慢慢生长出直面复杂的从容。

　　从首都到乡村

　　在阡陌间重识山河

　　从京华至乡野，不仅是地理坐标的迁移，更是认知图景的重绘，南安的风里飘着的龙眼香，梅元村的石板路沾着的露水，让我惊觉：基层不是地图上的色块，而是有温度、有褶皱的生活现场。

　　环境之变

　　从“钢筋森林”到“阡陌田埂”

　　抵达南安梅元村第一个月，跟着驻村干部走街串巷，我看到老房子改造成的“第一党群服务站”，阿伯们在里面下棋、泡茶、练书法，阿婆们在广场上排练舞蹈；我看到田野上农户们在翻整土地，池塘里成群的鸭子在水上嬉闹……这些鲜活的细节，让我读懂了中国的微观肌理：所谓“国情”，不过是千万个这样的村庄、千万张这样的面孔。

　　角色之变

　　从“过客”到“家人”

　　初始走访农户，所言多是政策条文；久而学会倾听灶台边的叹息、田垄上的期盼。村里老人开始唤我“小毕”，会往我兜里塞煮花生；家长里短时，婶子们拉着我评理：“小毕你看，他家围墙占了半米道！”我习惯了在饭后绕村散步，听犬吠、看炊烟。当我数次往返上级部门，多方沟通努力，终于争取到10万元村文旅和道路交通安全经费时，当村民遇到纠纷第一时间找我“小毕顾问”时，我知道，自己不再是“挂名助理”，而是被需要的“村里人”。

　　认知之变

　　从“图纸规划”到“土里的答案”

　　曾以为乡村振兴是“建广场、修马路”，直到参与“农文旅”项目调研才发现，村民更在意“土地流转能不能多赚点”“游客来了有没有地方吃饭”。我们协调流转近九百亩地，不是简单签合同，而是一家家算收入账、一次次讲解规划蓝图。基层的成长，始于放下“改造者”的傲慢，学会“跟着群众走”。

　　从学府到社会

　　在纷繁中求索真知

　　作为法学博士，我曾笃信“法律是逻辑的艺术”。但在法院挂职、驻村实践后，才懂“法治的温度，更藏在法条外的烟火中”。

　　知识之变

　　从“法典条文”到“人间万象”

　　在南安法院，我参与上百件刑事、民事案件的审理，发现许多判决不只是依据冷冰冰的条文，更是在刚性条文与柔性情理寻找最佳平衡点的艺术：在审理一起在校大学生帮信、掩隐罪时，发现主要原因是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学校法治教育方面缺失，我努力为被告人争取缓刑，并向该学生所在学校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加强法治宣传、警示教育和校园管理，被采纳落实。

　　思维之变

　　从“逻辑推演”到“辩证权衡”

　　驻村时，两户村民因宅基地边界动了手。按法律程序需丈量、确权，程序繁琐耗时，可能会让矛盾进一步加剧。我想起法院“先行调解”经验，拉着村老、乡贤当“和事佬”，在宗祠茶桌上为双方摆道理、讲情分，三天就化解了矛盾。从此明白：基层治理不是“非黑即白”，灵活不是妥协，是把法律原则揉进乡土逻辑中。

　　信念之变

　　从“学术理想”到“民生担当”

　　曾觉得“司法为民”是宏大叙事，直到在村里普法时，一位大哥攥着我的手问：“小毕，我老板不给工钱，能帮我要回来不？”后来我们联动相关部门真的帮他讨回了钱。他说：“原来法律是能帮咱老百姓的。”那一刻，让我深切体悟“为人民服务”的重量，非亲身经历不能知其深沉。

　　从省院到南法

　　在磨砺中砥砺初心

　　从省高院到南安法院，不仅是工作场域的转换，更是角色身份的重构。这里没有“全省审判”的宏观数据，只有一个个等着说法的当事人、一件件等着解决的“案事件”。

　　职责之变

　　从“宏观指导”到“个案办理”

　　在省院时，我参与课题研究、起草文件；到南安法院后，我开始办理一个一个具体的案件：一起故意伤害案中，我就是否达到轻伤，与公安刑侦部门多次沟通鉴定；在缅北电诈专案中，对于被告人是否能构成自首，我审慎研究并积极向上级法院请示；一个家属申请解除的强制医疗案件，我到精神病医院与主治医生详细研判……原来，公平正义的实现，要在法律之内寻求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统筹法理情有机统一。

　　方法之变

　　从“规范程序”到“乡土智慧”

　　基层法庭缺的不是法律，是“接地气”的方法。作为“纽带”，我努力贯通上下级法院、连接村镇与法庭，推动梅元村与洪濑法庭结对，建起“村庭联系点”。现在，邻里吵架先找村调委会，土地纠纷请法庭提前介入，把矛盾化解在“未成讼”阶段。

　　视野之变

　　从“全省坐标”到“一村一寨”

　　曾以为法治建设是“高院出政策、基层抓落实”，驻村后才懂：法治是“自上而下”的规范，更是“自下而上”的生长。我拉上刑庭、洪濑法庭的同事到村里，用村民听得懂、听得进的方式普法，帮助培养乡村“法律明白人”；推动“千亩方”土地整治，我们用法律知识帮村民理清权益。法治中国的模样，就在这村规里、田埂间，一点点清晰起来。

　　两年基层路，我从“清华园来的博士”变成“梅元的毕助理”。这段旅程是一次深刻的自我启蒙：它让我褪去书斋里的天真，在泥土中生长出坚韧，读懂了中国的厚度；它让我超越理论的局限，在实践中淬炼出智慧，触摸到法治的温度；它让我突破专业的藩篱，在跨界中拓展出视野，坚定了“把根扎在基层”的信念。

　　如今返程将即，梅元村的溪水还在脑海中流淌，村口阿婆的叮嘱犹在耳畔边回响——它们时刻提醒我，无论身在何处，都应保持俯身向大地的姿态，在法治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