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二十二》把镜头对准22位慰安妇(图)
“如果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我就喝农药死掉。”他说。
郭柯很触动。他很清楚,这些老人只有把这些苦痛压到心里最深处,才可以继续生活。这些苦水往回倒,才是真正活着的感觉。
镜头里的李爱连总是笑,对孙儿笑,对郭柯笑,对野猫也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了。抗战胜利后,她从慰安所回家,丈夫告诉她:“从今往后,我们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老人一直把这段经历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间团体上门拜访,李爱连每次都摆摆手,说自己怕给子女丢人,什么也不会讲,“让他们走吧”。儿媳劝她,“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不用不好意思,那不是你的错。”
毛银梅已经记不得韩国家乡的事儿了,她不愿意回国,“都没亲人了”。她说,从慰安所出来以后,自己就不用韩国名字朴车顺了,她开始叫“毛银梅”。“因为毛主席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现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个姓。”
后来,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丈夫从未嫌弃过毛银梅慰安妇的身份,和她恩爱几十年。老人说,丈夫最爱的,莫过于那白色的梅花了。
把这些老人当作亲人去看待,你的拍摄就有了分寸,问题就有了底线
如果说还有什么能拨动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亲人。这些经历过伤痛、战乱、饥荒的老人在晚年轻而易举地被子女捏中了“七寸”。
摄制组的志愿者龙庆全程跟拍,作为团队里的“长辈”,她既是郭柯中学时代的英语老师,也代表摄制组和老人及家人沟通。她和一位慰安妇老人沟通拍摄诉求,对方告诉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摄。原因很简单,“如果我说了,我担心我的子女不再赡养我了”。
还有老人跟龙庆哭诉,每次好心人来看她给了钱,总是第二天就被儿子拿走了。龙庆着急,她要替爱心人士给老人捐款。想来想去,她把钱塞进了老人的羽绒服里,这个口袋放一点,那个口袋装一些,可是塞着塞着她又想,老人年纪大了,怎么记得住钱在哪里。
志愿者龙庆停下双手,默默地哭了。
海南的一位慰安妇老人,初次见到龙庆时正嚼着槟榔,嘴里红红的,在一间破屋里卧床不起。龙庆等人为老人买了一把轮椅,老人坐上轮椅后出了小屋,旁边是儿子住的两层小洋楼,儿子默默地看着龙庆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