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岩“野人”下山住新居 种植百香果实现精准脱贫

　　陈荣生在百香果园里。 刘永政 摄

　　我叫陈国良，是龙岩市新罗区东肖镇后田村的文书。我们村出过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子恢。他曾说：“农民是我的兄弟，我是农民的知己；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我人生的全部意义。”这句话现在就挂在我们村村民陈荣生的新家里，扶贫政策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就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党和国家的感激和敬意。

　　陈荣生今年54（虚）岁。然而，此前30多年，他都“隐居”山中，村里没几个人了解他的情况。“来无影去无踪，行动神秘像阵风”，这是村民对他的普遍印象。

　　在我们村一座山上的竹林之间，现在还可以看到陈荣生曾经“蜗居”的地方：矮小破旧的土坯房，乱堆的木板和箱子，满地的破铜烂铁，屋外木棚下还有一口烧黑的大铝锅。那些年，山上没水没电，陈荣生“过着野人般的生活”。虽然有时可以靠拾荒和挖草药到山下换些油米，偶尔，80多岁的老母亲会送些粮食来接济，但陈荣生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挖野菜充饥、用泉水洗澡，他只能在山林间就地取材、维持生计。

　　作为我们这里典型的贫困户，陈荣生的情况非常特殊。陈荣生居住的茅屋属于危房，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每次遇到防台风或防汛警报，镇里和村里都会专门派人上山劝其下山，却常常无功而返。除了陈荣生的亲人和后田村民，东肖镇历任领导也非常关心他，众人都曾苦劝其下山改善生活，然而陈荣生不为所动。更让大家头疼的是，陈荣生性格孤僻，拒绝外界对他的帮助。村里专门在村部安排房间给他住，可是住了几天他又搬回山林里。当地政府也为他办了低保，但是他很少支用。

　　陈荣生对外界有很强的戒备心，这跟他的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有关。当年，由于家庭纠纷，母亲改嫁，父亲一直耿耿于怀，这给陈荣生幼小的心灵留下巨大的阴影。而在“文革”年代，父子俩又因入山私种桃树受到过批斗，这进一步增加了陈荣生对村民的戒备。上世纪80年代，父子俩在山林搭盖起简易茅屋，从此“隐居”山林，而陈荣生则渐渐形成孤僻、多疑的性格。十几年前，父亲去世，陈荣生就成了独居山里的“野人”。

　　2016年，龙岩市确定了挂钩帮扶的脱贫攻坚措施，被安排与陈荣生结对的干部是龙岩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科长刘永政，陈荣生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刚开始的时候，刘永政并不知道自己的扶贫对象这么难交流。从2016年3月确定结对扶贫对象开始，刘永政一个多月进村5次，可是连陈荣生的面都没见过。后来通过多方打听，刘永政明白了其中的艰难，但他仍然不死心。他跟我说，无论如何也要见到陈荣生。

　　刘永政第一次见到陈荣生是在夜里。那天，我们几个人第6次上山来到陈荣生的茅屋前，陈荣生依旧不见人影。我们就守在屋外，从白天等到晚上，晚上8点多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阵摩托车的声音，陈荣生终于回来了。隔着四五米的距离，我们借着手电的光，在夜色中与陈荣生交谈。刘永政把帮扶意图告诉他，没想到陈荣生一口回绝。陈荣生当时说，自己没有困难，请把慰问金上交国家扶贫基金会，或者给更困难更需要帮助的贫困户。

　　得知陈荣生曾经将省吃俭用攒下的低保金捐献用于当地农田水利建设，刘永政更觉得不可思议。他没有想到一个贫困户会有这样的思想境界，也就是在那一天，刘永政对这个扶贫对象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并立志一定要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他说：“陈荣生不下山，我上山！”

　　此后，为了劝说陈荣生下山，刘永政半年时间50余次进山，甚至带上自己的家人一起做陈荣生的思想工作，同时动员陈荣生的母亲等亲人。刘永政还曾经把陈荣生带到武平等地参加当地举办的特色活动，重燃他对新生活的向往。经过一次次的促膝长谈，加上召集家庭会议利用亲情感化，陈荣生的心结终于慢慢打开。另一方面，刘永政积极申请专项资金帮助陈荣生重建新房，并自掏腰包购买鸡苗鼓励陈荣生养鸡创业，购买手机并教其使用……

　　2016年12月29日，陈荣生主动给刘永政打了第一个电话，明确表示，新房建好后会下山居住。2017年1月，在政府和家人的共同努力下，陈荣生喜迁新居。搬家那天，陈荣生特意到父亲的坟前焚香祭拜，正式告别住了36年的茅草屋。

　　现在，我们村里成立了扶贫合作社百香果基地，陈荣生是其中一员，经常可以看到他在田里锄草、施肥的身影。初步估计，单单这个百香果产业，陈荣生今年能够获得8000～10000元的收入，脱贫没有问题。

　　刘永政曾经跟我说，要让陈荣生真正留下来，必须教他发展生产、增加收入。除了种植百香果，下一步他将鼓励陈荣生利用村集体分给他的山林土地发展林下经济，他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是在后田打造一个红色拓展基地，然后聘请陈荣生作为野外生存拓展训练教官。（陈国良 口述 记者 李凌生 马悦 实习生 吴慧瑜 通讯员 温连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