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古代守城术：至高境界为“反其道而行之”

­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21辑，原标题为“金城汤池——中国古代的守城术”

­　　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的战争史，也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

­　　几千年来，“攻城拔寨”是历来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随着战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群雄并起，战争极其频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仅《春秋》、《左传》、《国语》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据不完全统计，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其中2/3以上和攻城有关。根据《孙子·谋攻》中“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的说法推断，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因此，有兵圣之称的孙子，也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并告诫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　　对此，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专门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虽然目前仅存十一篇，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之术。

­　　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历代中原统治者，之所以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于是，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军事思想大行其道，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今，无论是历代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还是今天我们依然用“钢铁长城”来形容我们的国防理念，都足以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

­　　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

­　　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

­　　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除却以上诸多因素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上。换句话说，筑城的底气在于“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们喜欢用“固若金汤”来形容防守，或者爱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样，这些都是这种民族集体自豪心理的微妙写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城池的建筑还是防护，都是高技术、高投入的产物，不是谁都能修得起，更谈不上修得足够好。而要消解来势汹汹的侵犯之敌，除却厚厚的城墙外，有着高度文明和发达经济的守城一方，自然拥有更多“后发制人”的技术法宝。

­　　今天，当我们从“术”的角度，细细梳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的“守城”技术、理念和经验等古代军事文化遗产，在重新认知这些繁杂的机关、精妙的设计、丰富的战术时，除却折服古人的无穷智慧外，在那遥远时空里，也许还会隐隐约约听到祖先的一声幽叹。

­　　一、古代城池的建筑特点

­　　中国早期的城池，绝大多数是土筑，到了明代以后，各地的城墙才开始大规模包砖。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城池都是一副黄秃秃的模样。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撑住，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用杵筑（捣）紧，筑毕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墙。

­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以绳索固定取直，中间填土夯实，《诗经》中的“其绳则直，缩版以载”，说的便是这种方法。用这种版筑技术筑成的城墙，比以往更结实，因此可以取消旧法中两侧的护城坡，从而增加城墙的攀爬难度。当时有的城墙还采用土坯（单块土坯尺寸约为1米×0.4米×0.2米）垒砌，上下交错叠压，以此提高墙体的密度和强度。

­　　自春秋以降，中国城池一直采用这种朴素的土筑办法，近两千年过后，大名鼎鼎的元大都（北京）城墙，依然是由夯土筑成。这种土筑的城墙，样子不太好看，而且不太结实，特别是一下雨就会因雨水淋蚀而损坏。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东晋十六国时夏国赫连勃勃大单于（407~425年在位）修建的统万城，便是土筑史上的奇迹。统万城采用“蒸土筑城”法，即把糯米汁、白粉土、沙子和熟石灰掺和在一起夯筑而成，虽为土城，但具有石头一样坚硬的质地和抗毁力。传说负责施工的叱干阿利大将军要求非常严格，近乎残酷，修建好的城墙，他命人以铁锥检验，凡锥入一寸者，便立刻将工匠杀死，填尸于墙内。在这种疯狂的高压政策下，历时六年修建而成的统万城，建筑质量奇好，“其坚可以砺刀斧”，完全可以和现代水泥相媲美。

­　　当然，这只是特别的个例，大多数的土城墙，为保证牢固度和强度，只能往高、大、厚上靠拢。譬如两千多年前齐国的都城临淄，城墙宽度就达20米，楚国都城郢的墙厚也有14米之多。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厚度，其抗击打能力，足以令人放心。此外，为保险起见，在高大厚实的城墙外，与城墙平行的还有人工挖掘的宽深壕堑（也可以引注河水，成为护城河）。大的都城，城外环周的护沟壕，通常宽度达到30米，深度也在4~5米。

­　　不过，土城也有土城的好处，那就是容易修补。譬如当安史之乱，李光弼镇守太原时，叛将史思明的大军将至，如果要对方圆40里的太原城进行加固肯定是来不及的，于是一边率领军民在城外挖掘壕沟，一边命人将挖掘的壕土做成几十万个土砖坯，命令用土坯修筑营垒，哪里被破坏，就用土坯补上。

­　　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城池的构筑，可谓布局精妙，机关重重。在高大的城墙顶部，筑于外侧的有连续凹凸的齿形矮墙，称作雉堞，又称垛墙，上有垛口，可射箭和瞭望，下部有通风孔，用来保护墙体。内侧矮墙称为女墙，又叫“睥睨”，一般比垛口低，起护栏作用，防止士兵往来行走时跌下。此外，城墙内部也都修有环城马路和登城道。

­　　城墙每座城门的正中央，都建有城楼，这是城墙顶上精致美观的高层建筑，平日登高瞭望，战时主将坐镇指挥，是一座城池重要的高空防御设施。而在高大的墙体外侧，每隔一定距离，还会有凸出于墙体外侧的一段，这就是马面(又称敌台、墩台、墙台)。马面有长方形和半圆形两种，因外观狭长如马面而得名。马面的使用是为了与城墙互为作用，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它的一般宽度为12～20米，凸出墙体外表面8～12米，间距为20～250米（一般为70米)。这符合宋·陈规《守城录·守城机要》中的记载：“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角，其上皆有楼子。”在使用冷兵器的时代，这个距离恰好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内。

­　　为了增强马面的防御和战争能力，在马面之上一般都建有敌楼，可以屯兵和瞭望，又可以储藏武器，使城墙的防御性能发挥到最高点。战时既可以利用它外凸和高大建筑的特点，观望敌人，观察敌情，防止敌人迂回城下攻城；又可以凭借敌楼从正面及左右两楼间三个方面的交叉火力，狙击敌人，随时点线相连，编织严密的高空火力网，是城墙防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城墙四角的角台，各建楼橹一座，名为角楼。角楼的朝向与大墙呈135度角，楼的高度、体量介于城楼与敌楼之间，主要用以弥补守城死角即城墙拐角处的防御薄弱环节，从而增强整座城墙的防御能力。战时，角楼内的守御者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可监控和痛击来自多种角度的进犯之敌。

­　　从军事进攻的角度看，一座城池的最薄弱环节，自然是城门。因此城池的设计者自然会对其加大保护力度，强化其防御能力。规模小一点的城池，一般是设置悬门或吊桥，而大一些的城池，则要设置瓮城。瓮城是建在城门外的小城 ，又叫月城，是专为保卫城门而设的小城。《武经总要前集·守城》记载：“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 即便敌军攻破了瓮城城门，还有主城门防御，由于瓮城内地方狭窄不易于展开大规模兵力进攻，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墙顶部的守军则可居高临下四面射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正所谓关门打狗、瓮中捉鳖。《诗经·郑风·出其东门》云：“出其闉阇，有女如荼。”“闉阇”，指的便是瓮城。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城池的城防技术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由城墙、城楼、护城河、马面、敌楼、角楼、瓮城等组成的立体城防格局，基本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成熟定型，并一直持续到明清时代。

­　　今天，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看到的正阳门，可以依稀一睹当年冷兵器时代城墙的雄伟风采。正阳门是老北京“京师九门”之一。它集正阳门城楼、正阳门箭楼与正阳门瓮城为一体，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明朝正统四年（1439），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御能力，在京师各城门外添建箭楼，正阳门箭楼也是此时建成。在城楼与箭楼之间原有一座巨大的瓮城，南北长108米，东西宽88.6米，瓮城四向各辟一门，均为拱券式门洞。正阳门城楼通高43.65米，正阳门箭楼通高35.37米，均是中国乃至世界“城门”中最为高大雄伟的城楼和箭楼。

­　　一座城池的防御体系强大与否，除却城池的本身建设因素外，当然也与城址的地理选择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中国古代城池的选址，历来讲究“风水”，抛开迷信的说辞不谈，借天时地利之便，依山傍水，求取兵法上所说的“城有不可攻”的优越守势，自然会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之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古代战争史上，以宋元时期发生的两座城市保卫战为例，颇能说明问题。

­　　一个是钓鱼城。南宋晚期，宋蒙（元）战争爆发。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为抵御蒙古军队的进犯，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择险、任人、积粟、驻兵、徙城”的建议，于淳祐三年（1243）在钓鱼山筑城，徙合州及石照县治其上，屯兵积粮，控扼三江，以为重庆屏障。钓鱼城依山为垒，山便是城，城就是山，宛如金城汤池。它不但有构筑在陡峭山岩上的内外两道防线，而且还有纵向延伸的水军码头，以暗道出口、一字城墙相连接的给养补给通道，和天池泉井、水洞门为代表的给排水系统。在城中的两级台地上，还有良田沃土，豁然千亩。粮草充足、水源无忧，加上指挥得法、抵抗有力，使得蒙古大军纵是骁勇无比，也只能望城兴叹，束手无策。在攻打钓鱼城的战斗中，大名鼎鼎的蒙哥汗被飞丸击中，命丧黄泉。蒙哥汗战死之后，进军鄂州(今湖北武昌)的蒙哥之弟忽必烈和进攻漳州(今湖南长沙)的塔察儿，以及占领了大马士革正在与古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军队作战的旭烈兀，为争夺汗位而匆忙班师，蒙古贵族集团遂即开始了长期的内部争战。钓鱼城由此在世界中古史上，赫然竖立了“延续宋祚、缓解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向非洲扩张”的不朽丰碑！当时，钓鱼城就以“东方的麦迦城”、“上帝折鞭处”的威名震惊了中外。如果说蒙哥汗命丧钓鱼城，还有偶然的巧合因素，那么钓鱼城军民一心，仅凭一座小小的石头城，坚持抵抗蒙元达36年之久的光荣历程，自然不能用“幸运”二字简单地加以概括。除却“人”的因素外，城的独特地理位置和以此为基础的山城防御体系，其功也莫大焉。

­　　另一个则是襄阳城。襄阳城和毗邻城市樊城位于今湖北省的北部边界，坐落在汉水两岸，二城隔水相望，汉水在更南部的武昌汇入长江。其重要性在于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它们是进入长江流域途中的最后堡垒，守护着通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东南和西部地区的交通要道。夺取这两座城镇将为蒙古人提供一个基地，可对南部其他地区发起攻击。也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南宋军队在襄阳依据有利地形，设立了“坚固的城堡、坚实的城墙和很深的护城河”的坚固防御工事，严阵以待。蒙古人在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后，历经五年的围困，才最终拔掉了这根眼中钉、心头刺。南宋襄阳守军能够坚持这样漫长时间的抵抗，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也在于城防的特殊地理位置。

­　　对于席卷欧亚非三大洲，几乎战无不胜的蒙古军队而言，却在南宋城池的强大防御力量下屡屡碰壁，甚至赔上了一位大汗，教训和刺激不可谓不深。此也使得蒙古人对于城池，特别是最后归顺的南方城池，有着一种特别的反感。元世祖忽必烈，也就是蒙哥汗的弟弟，在征服南宋后不久，就“命有司隳沿淮城垒”，开始有计划地拆毁淮河流域、长江中游、长江上游地区城市的城墙。只有少数城市因为各种特殊原因而获免，如江西的隆兴城由于滨西江，基于防洪的需要，城墙得以“姑存之”。元代陈大震纂修《大德南海志》卷八《城壕》云：“有州郡则有城池，所以捍御外侮也。……天兵南下，平夷城壁，楼橹雉堞一切荡除。以后因之，不复修治。”毁掉还不让重修，可见毁城的目的不仅仅是泄愤，而是希望一劳永逸地削弱被征服地区的防御能力。只可惜到了元代末年，由于义军揭竿而起，四处攻掠，各地形势危急。由于没有城墙，这些城市很难抵御反抗军的进攻，随着攻守形势的转化，元政府又不得不下令重建城墙，开始了另一轮的历史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