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婚礼嫁妆天价捐赠数亿 抢银行不如娶晋江女
“我们97%以上都是民营企业,这种企业结构决定了工资水平不会太高。”唐建新坦陈,城乡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大头,但当地绝大多数人从事商业以及获取财产性收入,则很难体现在统计数据中。
唐建新表示,产业结构决定了晋江与江浙之间的差距,江浙发达县市有很多是集体经济,也有很多大型的企业,政府财政收入和老百姓从集体经济中所获得的红利收入都比较高。相比之下,晋江以私营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这些数据都会比较低。“实际上晋江并没有那么差,只是经济结构不一样。”
“整个晋江都是以民营经济为主,都是本地老板。”晋江市发改局副局长李文宏告诉本报记者,晋江的鞋帽、纺织服装等几个支柱产业产业链配套十分完整。
去年晋江的制鞋产业产值接近900亿元,纺织服装也有700多亿元,两大产业占据了晋江工业产值的“半壁江山”,在几大产业链发展起来后,也产生了一大批大中小企业老板,晋江目前各类型企业达到1.6万家。
除了企业主,还有庞大的个体户群体。李文宏说,晋江的品牌企业比较多,在全国各地有30多万个专卖店,这些主要是靠晋江在外的“供销大军”维系,约有10多万人。“这部分人跟品牌企业一起成长,有的分销商一年挣的钱比厂家还多。”
和商贾大户相比,本地很多“个体户”也早已实现中产。以王恩华为例,工作之余,他还经营着一家规模中等的茶叶店。
王恩华说,晋江当地大大大小的茶叶店至少有数千家,每家茶叶店都是因为关系,拥有一两个大中型的企业客户,再加上平时的散户客户,基本上都还过得不错。
30多岁的郑先生原是泉州内陆县——盛产铁观音的安溪县的一名乡村中学教师,7年前,他辞去教职到晋江经营一家茶叶店,如今他已在晋江市区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座驾也从伊兰特换成了皇冠。
“不管是做茶叶、酒还是海参、红菇的店家,每个镇都有几家店做得很不错。这是因为有这样的消费群体在,因为每家企业都需要公关,我要卖土给你陶瓷厂,总要去拜访,这就需要一定的礼品。”王恩华说,晋江每个镇都有一两个主打产业,例如陈埭镇的制鞋、英林镇的服装、磁灶镇的陶瓷、东石镇的伞具等,“每个镇都有产业在支撑消费。”
产业分布相对均衡,也使得晋江城乡差距比较小。数据显示,去年晋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804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503元,城乡之比约为2:1,明显低于泉州地区乃至全国其他地区。
李文宏表示,晋江是一个典型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也就是中间小康、中产水平的群体特别庞大,底层真正贫穷的群体虽然也有,但占比比较小。
人人都想当老板
1994年,中国社科院调研组前往晋江,归纳出“以市场调节为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以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晋江模式”。从此,晋江模式与苏南、温州、珠江三角洲等发展范例并称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四大模式”。
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等条件并不算优越的晋江,在过去十几年的全国百强县排名中一直位居前十,为什么会是晋江呢?晋江经济过去30多年成功的“密码”是什么?
本报记者在晋江采访期间,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家还是学者、公司职员、普通市民谈及晋江、晋江人、晋江企业成功的原因,每个人都无不自豪地将这个话题与晋江人独特的精神气质联系在一起:晋江人“做梦都想当老板”、晋江人崇尚“爱拼才会赢”、晋江人讲求“输人不输阵”。
“晋江人骨子里都有种不服输的精神。”在晋江一个政府部门上班的吴小姐回忆自己小时候的情形:上世纪90年代初家里创办了一家陶瓷厂,父母作为仅有的2名管理人员,2班倒轮流值班,把自己和弟弟交给爷爷奶奶带。“有一次刮大台风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摧毁了,我爸爸在雨中呆立了很久,但后来还是重新再起来了。”
1986年夏天,16岁的丁志忠初中毕业,他决心要到北京发展。处在“做什么就有人买什么”的卖方市场时代,丁志忠的决定一度让家里人感到不解。但他最终还是说服了父亲,带着600双鞋到北京闯荡,这就是国产运动品牌安踏的最初创业史。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戴亦一表示,晋江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很强。“哪怕只有300元,只能捡垃圾,也要用300元雇用2个人去捡。”
从大学就开始想创业的王恩华和他的同学谢俊都很喜欢晋江的创业环境:“这里跟厦门、广州不同,大中城市房价贵,很多在大城市的同学都是按部就班上班,贷款买房。这里的人则没有那么多束缚,首先想的是要做点生意,而且只要你努力去做,当地人也会很认可你。”
谢俊在当地从事制鞋机配件生意,他说,晋江人的模仿能力非常强,你今天做这个东西,我明天就可以模仿出来。晋江人有一个心态,都比较会对比。无论是从最开始陈埭等地的家庭作坊生产,还是到后来的争创品牌,以及进入新世纪后的资本运作,都有一种群体争先恐后的心态。
与人人都想当老板的创业精神相适应的是,晋江市政府对产业的引导和推动。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出台“土政策”,到后来提出“质量立市”,乃至“资本运营”、“精益管理”战略,晋江“政企互动”一直十分紧密。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政府是服务发展的主体,晋江的所有公务员都要当企业的服务员,当企业家的拎包人。”晋江市市长刘文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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