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毕业当天被追打坠楼致伤残 学校责任引发争议

中青在线   2018-11-30 08:36

学校责任之争

  因为事故的发生,王颖错过了2016年5月14日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由于伤到腰椎等多处神经组织,王颖至今背部弯曲,走路直不起腰,经常失眠头痛,入厕只能坐不能蹲,稍有重量的东西都不能提。身体的伤残,使她无法再从事护士工作。

  “我在医院实习时的成绩很好,我喜欢这个能救死扶伤的工作,但现在已经无缘了。”王颖流着泪说。

  在王颖和她父母看来,王颖受到的伤害,是由严玉梅、王露、潘蓝校园霸凌行为所致,但学校的管理也存在漏洞。

  王颖的代理律师指出,案发当天,学校在每栋宿舍楼安排了3位值班老师,当王露关闭窗户时,楼下老师指了她一下,王露迅速关窗拉上窗帘,但老师未到楼上查看。而王颖从爬出窗台到坠楼持续了一段时间,却没有任何一位老师发现。学校除了在一楼安装防护栏,其余楼层均未安装,不符合《云南省学校安全条例》;此外,学校宿舍楼道安装有监控,但案发后派出所向学校调取监控录像时,学校却矢口否认有监控。

  “住院期间,父母已为我花费了10余万元,但我们多次就医疗费和赔偿费与学校沟通,学校却一直避而不见或敷衍了事。”王颖说。

  对此,学校却不这么认为。

  学校的代理律师在法庭答辩中表示:“整个过程中,事发前毫无征兆”。

  代理人称,学校在2016年春季学期值周表中就提前安排了人员,加强了学生离校前的安全管理。2016年5月12日事发时,有7名值周老师在进行常规值守。事发后,校领导以及10多个中层以上的干部老师都赶到现场,呼叫120救护车将王颖送往医院。王颖住院期间,校领导和班主任等都分别看望过她,还安排两位老师到医院照顾王颖,但王颖的父母“以会影响她的情绪为由,要求两位老师离开医院”。

  事发后,学校积极配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调查和处理,并为王颖垫付了1021.48元医疗费,交给她母亲6000元现金。由于王颖的父母“除要求赔偿13万元医疗费外,还要求赔偿80万元”,因此,学校才决定“不再垫付医疗费用,等案件得到合法定性后,学校再承担责任”。

  同时,代理人还称,学校在每栋学生宿舍显眼的地方,都粘贴了《学生宿舍管理规定》以及《学生安全十牢记》,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也组织过法律讲座,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防不胜防的校园欺凌该如何应对?

  “这件事以后,我曾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是不是我就该被打?”王颖哭诉道,每当想到那天的情景,她就非常紧张,负面情绪让她一度想自杀。

  “王颖的现状,正是受欺凌学生通常会出现的状况:社交性焦虑、孤独、回避、身体疾病、自卑。他们还可能患上恐慌症,采取攻击行为或陷入沮丧。”昆明市西山区向阳花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向阳花”)主任郝万胜说。

  他指出,校园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也有支配与服从的社会关系,存在着竞争、自信、维护荣誉的心理需求,一旦情境触发,校园欺凌的行为就会产生。

  “向阳花”在与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检察院对1300名中小学生、职业学校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在学校里处于学业劣势、缺乏自信的学生,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价值,或者是被异性关注的机会,往往会选择暴力,以期在特定的竞争环境中胜出;还有的是因为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不同的观点,或任何有轻视意味的信号,甚至是看不惯同学理了一个新奇的发型都会引起群体殴打。

  “对学校来说,此类事件似乎防不胜防,总是突如其来,让人措手不及。”郝万胜说,当校园欺凌发生时,学校一方面要接受多方调查,另一方面要承担法律、行政、经济责任,还要面对汹涌的社会舆论。

  但是,当欺凌事件发生后,学校仍要“以被伤害学生的利益为最大化”。

  “很多时候,学生心理上的伤害远胜于身体上的伤害。”郝万胜指出,被伤害同学的利益不仅是身体救治,还包括心理的康复。同样重要的还有,对参与欺凌的学生,除了法律法规、校规校纪的处理,心理干预和矫正也是处理措施的一部分。“这是很多学校目前忽视和没有做到”。

  他提醒,“孩子不会因欺凌而成长。”

  “大多数在童年时期实施欺凌的孩子,在青年期和成年阶段将持续保持欺凌行为。”郝万胜说。

  他提供的一些研究显示,被欺凌的孩子更容易头疼、胃疼、抑郁和焦虑,与欺凌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往往持续到生命的后期;欺凌和被欺凌的孩子都有更大的自杀风险;欺凌和被欺凌的孩子更有可能旷课、对学习兴趣不高、成绩差;欺凌的孩子,更有可能使用毒品和酒精进行犯罪活动。有研究甚至发现,“60%经常在小学阶段欺凌别人的男生,在24岁前就有犯罪记录”。而加拿大红十字会的数据显示,“早期的欺凌和后来的约会侵略与性骚扰之间有预测性的联系”。

  云南安宁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室一位检察官也认为,无论是对欺凌者还是被欺凌,都必须尽力识别和干预介入。“欺凌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变得更加难以觉察。”她说,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诉讼监督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多年的办案经验显示,“早期识别和干预欺凌,可以防止侵略性相互作用的形成。”

  包括这位检察官在内的多位司法界人士认为,昆明市中院对于王颖这一上诉案的改判,“是对校园欺凌的零容忍,是要让欺凌者知道:受害者无可指责,肇事者必须承担责任。”

  “司法部门的介入有助于提高对校园欺凌的抑制效果。”郝万胜说,传统上关注虐待孩子的工作一直只在保护孩子免受成年人伤害。而对欺凌的研究表明,我们更需要保护在同龄人手中遭受身体或精神暴力、伤害或虐待的孩子,也就是被实施校园欺凌的孩子。据加拿大第一个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安全与健康关系的国家网站防御网的数据显示,每当一个孩子被成年人虐待,却有三个孩子在被同伴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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