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减负家长为何反对？减负应该怎么建才合理有效
近年，伴随政府对学校强力的减负措施，学习负担大规模向课外辅导班转移，形成了所谓的课内减下来，课外加上去，客观上造成了课外辅导机构风光无限。
根据好未来(学而思)披露的年报，2012至2017财年年度平均增长646%，近3年市值已经增长了近10倍。在培训人次方面，好未来从2013年的82万人次增长到2017年的393万人次，呈现加速增长态势。
不止好未来。2016年起，新东方的主业就已经不再是出国留学考试，而转为国内的中小学培训了。根据最新财报披露的数据，新东方优能中学与泡泡英语的营收规模已经和好未来差不多了。
谈到最近几年校外辅导班的快速增长，一位上市公司的副总开玩笑地跟我说：“感谢政府神助攻！一是早放学，孩子没地方去，去辅导班总比网吧强；第二，就是学校一味做减法，这种想多学的需求就被转移挤压到课外辅导班里了。”
这提醒我们，对合理的负担需要有一个准确认识，不给课内机会，课内就转课外。更重要的是，课内转课外，是需要经济支撑的。从另一个维度看，这种减负，实际上进一步加大了教育的差距，影响了教育公平的实现。这的确是我们的减负政策之前所没有料到的，将来也需要考虑的。
如果说学校教得多，布置的作业多还有被迫努力的成分的话，那么在课外培训班里，每一分钱，都是家长主动排队交给培训机构的，为什么掏钱给自己孩子加负担？
中国家长疯了吗 他们的疯狂是谁逼的
家长疯了吗？
当然没有疯。
中国家长比任何民族都重视子女教育，因此必然有更高追求。你校内不给，我就花钱走校外。
对更好教育的追求没有错，但麻烦的是这种对更高教育期望的追求过程中，“功利化”追求一直如影随形，名校情结就是其中的核心体现。更好教育，简单化为各级名校，而且要从娃娃抓起，名幼儿园，名小学，名中学，最好是著名大学，甚至清华北大，而路径，往往就是极端功利的学习。培训、应试教育、择校热，都与此有直接关系。学习负担重，无非是这种功利追求下的一种体现而已，与应试教育本源是一样的，并非教育。
很多人说，家长是被逼的。因为优质资源短缺，好学校少，以及应试教育制度等才导致了家长的疯狂。
这个说法很流行，但可能站不住脚。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纽约有400余家补习学校，很多都是近年伴随华裔移民的增加而增加的，新增加的补习学校主要集中在法拉盛与日落公园……都是华人高度聚集的地方。补习内容也都是当地的各种升学考试：纽约高中联考以及AP、SAT等。在旧金山，洛杉矶很多公办学校门口也如我们北京上海一样，培训班林立，几乎都是华人与韩国人举办的。笔者熟悉的一家华裔所办的培训机构年收入已超过1000万美元，其主营业务就两个，一个是考试辅导，一个是升学辅导。
所谓优质资源均衡了就没有择校，没有负担的说法，更不值得一驳。
教育资源绝对均衡是没有任何可能实现的，把大学都办成清华北大也是做梦，永远不可能实现。学区房这个词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从美国来的，美国如此发达了，学校还有这么大的差距？怎么还有学区房？美国有3000~4000所大学，但是新闻报道有排名的只有300所，绝大多数是上不了榜的，差距不大吗？我们中国家长追求的也动辄是前100名，200名都接受不了。
当然，对于很多家长，的确是被逼的，只是不是教育本身。
孩子没上好学校，就可能没有好的工作、好的未来，中国家长处于一种集体焦虑中，于是拼命给孩子加码。
如果各行业社会地位与收入差距很小，当白领与蓝领收入没有太大差距，社会保障制度极其完善，我们的家长肯定不会如此焦虑，也不会功利地去算计上什么学校，从事什么工作。孩子的负担必然能大幅度下降。
这个样板就是芬兰。近年在中国搞教育研究与改革不讲芬兰几乎就是落伍，但我对此表示质疑。芬兰的很多教育理念的确不同，非常理想，但这种教育理念是与其社会理念一致的，也是与其社会发展水平与保障制度关联的。芬兰2016年人均GDP排世界第17名，而中国排74名。在这个高福利国家，上班的人与不上班的人收入差距不大，如果你病了，工资一分不少，直到你病愈上班。在这种背景下，芬兰老百姓的教育追求与教育理念必然不太容易功利。
但回过头来说，这是一个教育问题吗？社会分层加大，收入悬殊，不同的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进入的行业与层次，于是家长就拼命加码。这并不是教育造成的，教育恰恰成了背锅者，大家都试图通过教育赢得竞争的第一关，通过教育赢得未来社会竞争，说穿了，这样的盲目追求，无关教育了。
因此，减负与应试教育几乎一样，表面上是在和很多家长斗智斗勇，实际上是在阻击功利教育理念、思想，阻击功利的教育竞争。从本质上讲，这是在试图用一个教育手段调整解决诸多庞杂的社会问题，受到批评也在所难免。
不可否认的是，收入与社会地位的悬殊，让家长对孩子未来发展更为焦虑，最后投射聚焦到教育上，投射到择校上，最后就变为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