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西湖高研院首批学生将入学 西湖大学相当于国内外哪些大学

●“教授治校”怎么做？

　　作为极典型的“教授治校”代表之一，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毋庸置疑的里程碑意义。它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共同组成，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组成的常委会主持工作。在校教授既要教书，也要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

　　比如，1940年教育部（重庆）曾颁布训令，要求全国高校统一科目、统一教材，激起联大教师的不满。联大就此召开校务会议，由教务长主持，全体教授参加，商定抵制策略，通过一份《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再由联大常委会抄呈教育部。教育部最后默认联大对相关训令可以变通执行。

　　联大办学历史不到十年（1937—1946），和抗日战争时间（1937-1945）基本重合。在艰苦卓绝的特殊条件下，联大用卓越的师资，在不同学科领域培养出了大批国家栋梁。据校史记载，西南联大师生中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共172人，其中联大学生90人，联大教师82人，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对于西湖高研院来说，用“教授治校”来定义也似乎恰如其分。其首任院长是教授施一公，其中主要的四个研究所——理学、前沿技术、基础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分别由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力学家、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神经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饶毅。

●“教授治校”能带来什么？

　　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光明日报所发“高校去行政化”评论（部分）。

　　近年来，教授治校的呼声频起，主要原因来源于不少专家学者对我国大学衙门化、行政化情况表示担忧。早前，在光明日报有评论者指出：大学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其管理运行理应尊重教育的规律和学术的规律。然而，在当下的高校制度设计下，往往采用行政管理的手段来处理学术事务。无论是教学效果评价、科研项目评审还是职称评定，都可以看到行政权力干预的影子。高校各院系的院长、系主任的遴选也是如此。院长、系主任在被行政任命的同时，还会被赋予一定的行政级别，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角色不仅是该专业的学术召集人，而且也成为了“领导干部”——这个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层级。

　　陈寅恪曾在纪念王国维的碑文里强调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学者表示，“教授治校”所体现出来的核心，是一种“大学独立的精神”。而师生在探求知识与思想时，则应该拥有充分独立与自由的空间，而且，这空间一定要大到足以让师生在研究与教学中能够完全免于权力和金钱的束缚与恐惧。

　　由此可见，西湖大学的意义，或者说是当我们在把西湖大学与西南联大并提时所寄予的厚望，不仅在于学术，更关键的是它所释放出来的人文关怀和学术氛围吸引人才，教导人才，督导人才勤于思考，以报效国家为己任，最终成为国家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