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报告：留守儿童问题正迎来拐点

　　对于父辈的出走，叶敬忠称之为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没有声音强制你出去打工，可他不出来又怎么办？”叶敬忠说，“不要在道德上指责他们，在当时，他们出去打工是出于生存需要，有足够的正当性。”

　　然而，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怎样对待留守问题，社会舆论开始出现反转。“这是因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矛盾激化的‘双刃效应’日益凸显。”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分析说：“体现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就是，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状况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生存环境，包括家庭环境持续相对恶化，尤其是留守儿童恶性事件近年成爆发之势。”

　　2015年的“6·9事件”是个标志性事件。当年6月9日，贵州毕节一个家庭的4个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尽，孩子中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保护处林依帆透露，这个事件直接推动了国务院高规格文件的加快出台。

　　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这份史无前例的高规格文件，还明确规定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部门职责：由民政部牵头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