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角度分析江歌案：刘鑫不出庭作证会影响庭审判决吗
最后，还想谈谈刘鑫如果以返回国内为由而拒绝在出席12月11日的庭审所导致的法律问题。
众所周知，日本在二战后由于战败和美国驻军等因素，积极引进了英美法系的相关制度来对其司法体制加以改革，其中较为瞩目的一项就是引进了“传闻证据规则”来提升庭审实质化。《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二十条明确规定，除了庭审当日陈述外的书面证言是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的，如此看来，如果刘鑫拒绝返回日本出庭，导致其证言无法使用则确实有可能影响认定犯罪的证据构成，而且在我国与日本连罪犯引渡的制度都不存在的情况下，遑论强制刘鑫跨国出庭了。
不过日本在引进“传闻证据规则”时其实也考虑到了这一问题，所以相比其制度母国——美国，其设置了更多的不需要证人出庭就可以采信笔录的例外情形。其中第三百二十一条之二就明确规定，在检察官面前制作的证言笔录，如果同时满足（1）证人现居国外而导致无法出庭（2）笔录具有特别值得信赖之情况，这两大要件时，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从刘鑫所发微博可见，其已经在检察官面前制作了近两个月的笔录，且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并伴随日语翻译，笔录的可信赖度极高，应当足以触发上述例外条件而使得其即使不出庭作证，其先前笔录也能够成为指控犯罪的有力证据。
这里要扯一个题外话，尽管日本在战后大力引进英美法系的相关制度试图摆脱“法官过度顺从检察官”、“过于依赖书面证据‘”等庭审虚无化的顽疾，然而时至2016年日本最新一次修订刑事诉讼法，其仍因高达99.9%的有罪判决率和书面笔录的大量横行而被业界讥讽为“检察官刑法”或者“精致司法”。所以笔者预测，本案既已由检察官提起公诉，有罪判决的几率很高，刘鑫是否出庭对于案件判决的影响有限。
为了那个因保护自己而被害的江歌，勇敢地站出来，指控犯罪、查清事实，本应是一个挚友最起码的道德义务，但当这种道义却需要所谓的拒证权等法律制度来强制履行时，笔者也只能无奈叹息，无言以对了，惟愿正义得以彰显，人性之光芒不再蒙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