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免疫艾滋基因编辑婴儿诞生 需警惕“技术报复效应”
11月26日，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前一天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疾病预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
深圳科学家贺建奎
这次编辑峰会于2018年11月27日至29日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英国伦敦皇家学会和香港科学院在香港联合举办。据贺建奎介绍，基因编辑手术比起常规试管婴儿多一个步骤，即在受精卵时期，把Cas9 蛋白和特定的引导序列，用5微米、约头发二十分之一细的针注射到还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里。他的团队采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这种技术能够精确定位并修改基因，也被称为“基因手术刀”。
这次基因手术修改的是CCR5 基因，而CCR5 基因是HIV 病毒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此前资料显示，在北欧人群里面有约10% 的人天然存在CCR5 基因缺失。拥有这种突变的人，能够关闭致病力最强的HIV 病毒感染大门，使病毒无法入侵人体细胞，即能天然免疫HIV 病毒。
贺建奎还将在峰会现场展示他领导的项目组在小鼠、猴和人类胚胎的实验数据。在50枚人类胚胎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未发现脱靶现象；而所有人类正常胚胎里面，有超过44% 的胚胎编辑有效。贺建奎还展示此次基因手术婴儿脐带血的检测结果，证明基因手术成功，并未发现脱靶现象。他表示，结果仍然需要时间观察与检验，因此准备了长达18年的随访计划。
CRISPR/Cas9 技术自问世以来就因简单、高效备受瞩目，吸引全球各地科学家在医学、动植物育种、药物筛选等不同领域进行研究。贺建奎强调：“对于少数家庭来说，基因手术是治愈遗传性疾病和预防严重疾病的新希望。” 他还率先提出基因技术研究和应用领域需遵循的“核心价值”，包括对真正需要的群体保持“悲悯之心”（Mercy for families in need）、仅仅用于严重疾病的“有所为更有所不为”（Only for serious disease, never vanity)、尊重孩子自主性为前提的“探索你自由”（Respect a child’s autonomy）、命运不能由基因来决定的“生活需要奋斗”（Genes do not define you )、“促进普惠的健康权”（Everyone deserves freedom from genetic disease）等5项伦理原则。
美国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基因工程知名专家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 说：“考虑到HIV 对全球公共健康的威胁有扩大的趋势，我认为贺建奎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目标基因。”
不久前，中山大学一研究团队发布了国内首份针对普通公众和HIV 携带者关于基因编辑认知的比较报告，超六成受访者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运用持积极态度。575份HIV 携带者问卷显示，有94.78% 的HIV 携带者支持基因编辑技术用于预防HIV 。另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4月针对2537名美国成年人的一项调查显示，60% 的美国人支持对未出生婴儿进行基因编辑，认为为了降低患严重疾病的风险，基因编辑是一种有效的医疗手段。
人类需警惕“技术报复效应”
自从人类科学进步进入到基因领域，就拥有了造物主的能力。对于这样创造或者毁灭一个物种的能力，人类应当保持谦卑的态度，小心翼翼进行探索。面对未知的世界，我们的已知总是远远小于未知。我们自以为能够掌握某种科学技术来改变世界，却常常被随之而来的后果打脸。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爱德华•泰纳指出，技术具有极大的“报复效应”。报复效应与副作用不是一回事，比如抑郁症可以通过抗抑郁药得到缓解，但服药之后容易引起腹泻，这是副作用。但患者一旦开始服用抗抑郁药，有可能加重药物依赖，反而更加抑郁，这就是报复效应。为了灭杀美洲火蚁，美国政府曾经在东南部地区大量喷洒DDT等剧毒农业，30年过去了，美国人惊讶地发现，DDT消灭了火蚁的天敌，火蚁却更加茁壮了。
更著名的是抗菌素的发明，曾经一度让人们乐观认为由细菌引起的疾病将会彻底消灭。但是，大量抗菌素的使用，使得细菌发生了急剧的进化，抗药性空前提高，人类不仅要承受用量更大、副作用更大的后果，还要面对一波又一波“超级细菌”的进攻。这就是技术的“报复效应”。这就像往墙上打乒乓球，人类往自然界打一个球，很快就会被反弹回来。能不能接得住，是个问题。
这种后果是不得不防备的，尤其是当能够改变物种生存状态的技术，应用于人类自身的时候。作为基因编辑技术的领先国家，美国尚没有将其批准可以用于人体试验。这里面的伦理学和社会学问题，已经足以令人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当外国科学家尚在讨论是否可以将经过基因改造的动物放归野生环境的时候，中国却已经在世界上率先开展基因技术的人体试验，并且在贺教授的手里，第一次创造出了一个新的人种，一种免疫艾滋病的人种，这里面的风险有没有认真考虑过？
免疫艾滋病，看上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可以免疫艾滋病，就可以免疫其他疾病，甚至可以用来干点别的。且不论爱德华·泰纳的“报复效应”说，一旦这样的技术不受限制地展开，将会带来怎样的社会效益？免疫各种性病和艾滋病，是否意味着可以滥交？花几十万上名校很难，但花几十万可以改变基因，让自己变得更聪明，在现行的社会资源分配体制下，努力将被基因取代，有钱人通过改变后代的基因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这种场景并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
从伦理学和法律的角度来考虑，这两个孩子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基因改造的，他们作为试管婴儿，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的，相关操作，虽然应该保护个人隐私，但也需要贺教授予以说明，其来历是否符合法律、符合伦理道德。我个人认为，即使一切都符合监管要求，这对这两个孩子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这是两个被创造出来的生命，贺教授有没有想好应该怎样对她们的一生负责任？
这还仅仅是人体基因编辑带来的若干可能性场景其中的一个而已，即使完全不考虑社会效应和伦理效应，就纯生理学来考虑，被改变的基因是会被继承的，若干年之后，若干代之后，被改变的基因会给人类基因带来怎样的挑战？人类正在小心翼翼推动基因技术的进步，连野生动物的基因改变都不敢随意为之，生怕一不小心就带来物种的灭绝，何况人类自身？
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开展人体试验，治疗不治之症，与通过基因技术创造新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是完全不同的。面对无穷的未知世界，人类应当保持谦恭的态度。而对于基因技术的监管，类似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技术已经跑在了监管的前面，有关部门必须出来表态，模糊不得，不容回避。
